中国养猪网讯

防止猪肉价格大起大落的关键还在于不断完善现有猪肉供给的逆周期调控体系

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CPI同比上涨6.4%，创年内新高。值得注意的是，猪肉价格上涨57.1%，足足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1.37个百分点。从历史经验看，猪价与历次通胀都存在较高的契合关系。因此很多人将CPI形象地称为“中国猪指数”（ChinaPigIndex）就不足为奇了。通胀之所以难以走出“猪周期”怪圈，本质上是由生猪生产的周期性特征决定的。而打破通胀“猪周期”怪圈的关键则在于，深刻把握生猪生产规律，搭建猪肉供给的逆周期市场调控体系。

一般来说，生猪生产存在一个“445”周期，即母猪成熟配种4个月，妊娠期4个月，产子后仔猪育肥出栏5个月，共计1年多时间。正是由于猪肉从开始生产到最终形成产品供应市场之间存在这个时间间隔，因此养猪户只能通过对未来市场价格的预期来决定目前的能繁母猪存栏量。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往往就是，当期猪价高，生产者一拥而上，盲目扩大能繁母猪存栏量，而在一年后导致生猪供应量大幅增加，压低市场价格。反之，当前较低的市场价格则会抑制生产规模，带来未来市场供应的不足，推升价格。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地呈现出一高一低的循环，即经济学所说的“蛛网模型”波动特征。

毫无疑问，本轮猪价飙升一定程度上受到“猪周期”的支配。2010年年中，22个省市的生猪出厂价跌破10元/公斤，而猪粮比则一度下降到4.73的历史地位。“猪贱伤农”现象惨烈上演，养殖户大幅减少母猪存栏量以降低损失。数据显示，2010年8月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降到45.8亿头的低点。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可看作9个月后生猪供应量的先行指标，由此推算，今年6-7月原则上应该是本轮周期生猪供应量的最低点，猪肉价格的最高点。

但是，“猪周期”的理论分析和预测都是以生产成本相对稳定为假设前提，而自去年以来日益严峻的通胀形势导致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在推高生猪饲养成本的同时也改变了养猪户的行为选择。今年3月份突然爆发的“瘦肉精事件”导致猪肉消费减少，生猪存栏量提前出现企稳回升，但却并未带来猪肉价格的明显回落，反而加速了猪价的上涨。这种产品供给增大但价格仍旧上涨的现象背后，反映得则是养猪户面对成本上升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伴随着劳动力、土地、饲料等价格全面提高，养猪的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养猪户一方面需要通过提价以弥补不断增加的养猪成本，而这恰恰增大了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另外，由于利润空间缩窄，即使猪价上涨，养猪户对能繁母猪补栏的积极性也不高。今年3月份以来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并没有出现明显放大，由此看来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猪肉供应仍将偏紧，猪价仍将保持高位运行。

由此可见，“猪周期”运行是市场规律自然作用的结果。但是，由于猪肉消费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猪肉价格暴涨影响民生，因此政府有责任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干预。2009年1月国家六大部委曾联合出台《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规定了生猪补贴和冻肉储备调节的启动机制。但从本轮猪周期看，该调控机制并未有效发挥作用。究其原因，则是由于现有调控体系仍存在较大不足。一是调控启动标准不够科学。例如，预案规定仅在猪粮比低于5的情况下才进行冻肉收储，并对部分养殖户（场）的母猪或种猪进行补贴，远低于养猪户实现盈亏平衡的猪粮比值6。二是调控力度不够到位。在调控触发机制生效之后，每头猪的补贴力度仅为100元，远不能弥补相关的饲养成本。三是调控时机不够准确。现有调控基本都是事后调控，即在养猪户大范围亏损发生之后才进行政策补贴，而此时大规模宰杀能繁母猪的行为已经发生，事实上已为一年后生猪供应减少和猪价上涨埋下了隐患，因此此类干预政策基本无助于平滑“猪周期”波动。

展望未来，防止猪肉价格大起大落的关键还在于不断完善现有猪肉供给的逆周期调控体系。首先要保证调控的启动标准回归市场均值，或不能偏离均衡值太大，这样才能将事后调控逐步转变为事前调控，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要增强政策补贴支持力度。现有的养猪补贴不能很好地覆盖养猪户的生产成本，导致对养猪户行为选择激励不足，未来应该将补贴力度提高到使母猪或种猪存栏实现盈亏平衡的水平。再次，要在逆周期调控体系中逐步加大金融手段调节力度，适时推出生猪保险、优惠信贷等政策，增强养猪户抵御周期波动风险的能力。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生猪散养占比仍在45%以上，而散养农户的行为选择是形成“猪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从长远看，政府要积极推动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最终实现生猪市场的有效供应和猪肉价格的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