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霍特(MaryHolt)说自己曾在工作中赢得了“出众、有创造力和善于与人交往”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对她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客户经理的职业生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她工作效率高，也受到了同事和高管的喜爱。

　　然而同事们对她隐秘的痛苦却毫不知情。“我的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她讲述道(她要求使用化名)。“在去见朋友的路上，我可能一开始还兴高采烈走在大街上，但是再走两个路口就可能陷入‘我应该自杀’的感觉中无法自拔。”在情绪兴奋时，她会感觉自己“触碰到了上帝之手”，忽而觉得自己能够治愈癌症，忽而又开始计划去好莱坞发展。她管理这种躁狂周期的方法是自我用药，尤其是安定(Valium)。在低潮期，她会努力通过与自己谈判达成和解来度过每一天：“我要是能挺到散会，就散会后再自杀。”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全世界有四分之一人口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会受到精神障碍或神经障碍困扰”。去年世卫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精神卫生的报告，这份报告称“绝大多数受到精神卫生问题困扰的人们希望能够就业，但耻辱、歧视和专业经验的缺乏使他们无法如愿以偿”。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寻找工作时受到歧视的比例很高，在收入水平各异的不同国家都一致如此。根据世卫组织对27个国家732位精神分裂症确诊患者所做的横断面调查，70%的受访者处于失业状态，几乎半数在找工作或保住工作时遭遇了歧视。

　　多份研究显示，雇主不愿意聘用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员工。精神卫生慈善组织Mind本周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向老板透露自己有精神卫生问题的员工当中，有五分之一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向雇主透露自己的精神疾病病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又称躁郁症)或复发性抑郁症，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Mind组织的政策和推广活动负责人维基•纳什(VickiNash)指出：“要想得到英国《残疾歧视法》(DDA)的帮助，需要首先向雇主透露你的病情。然而员工会害怕向雇主透露病情，他们担心那样可能会连面试的机会也得不到。许多人发现，如果透露了病情，自己就会受到欺负甚至被迫离职。”

　　霍特女士的情形是，直到某种作用据说类似“航空燃油”的抗抑郁药导致她达到“精神病状态”，她的病情才得到确诊。警察在她家门外发现她时，她“衣不遮体，手握厨刀”，终于根据《精神卫生法案》(MentalHealthAct)被精神病院收治，随后便被确诊为双相II型障碍，抑郁情绪占主导地位，某些时间段会出现轻躁症状。

　　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并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病情之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她情绪稳定，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告诉雇主。事实上，她感觉吐露自己的病情会损害自己的名誉。她说，毕竟自己是一名出色的员工。

　　最后，在为一个大客户辛劳工作，经常长时间加班长达两年后，她开始感到压力太大，并在一个工作场合向老板透露她一直在工作的重压下辛苦挣扎，感到孤立无援。第二天她被叫去与老板会面，老板已经发现了她的精神疾病。她讲道：“他说我对客户和同事构成风险，(我可以选择)离职或者被炒。”

　　在咨询律师后双方达成和解，41岁的玛丽•霍特同意接受经济补偿离开公司。但她仍然对自己受到的对待十分愤怒。“如果我有乳腺癌，结局就不会像这样，”她说。“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受到了极大的误解，人们害怕你会在工作中突然发狂伤害别人，可实际上你更可能伤害自己。我有没有对客户尽职尽责?绝对的。炒掉我是为什么?你会炒掉一个癌症患者吗?”

　　双相障碍组织MDF(MDFTheBipolarOrganisation)的执行总裁苏珊•哈德森(SuzanneHudson)指出，雇主对精神疾病患者存在误解，尤其是误以为这些人会更频繁地休病假。她说，实际上事实可能相反：雇员更关心如何证明自己能把工作做得和没有精神疾病的员工一样好。而且，雇主在谈到双相障碍或精神分裂症时，“可能会觉得像踩在蛋壳上一样战战兢兢”。

　　前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家、精神卫生慈善组织StandtoReason的创办者乔纳森•内斯(JonathanNaess)表示，由于精神卫生问题十分普遍，雇主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内斯说：“职业生涯中的人生大事，比如亲人亡故、儿女患病，可能会成为引发更严重问题的催化剂。我们不能否认精神疾病对工作场所会产生影响——就像生儿育女或遭遇事故一样。”然而工作也是从抑郁状态得到恢复的重要一环。比如，“工作能给予你一份社会生活和生活的意义。”

　　精神疾病的负面声誉是内斯创建StandtoReason的原因之一。内斯自己也患有双相障碍。该组织旨在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他以专业服务公司德勤(Deloitte)为例，指出德勤采取了一种创新性的做法。德勤内部设有一个精神卫生向导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合伙人发起的，该计划鼓励员工与有亲身经历的高级管理人员讨论精神卫生问题，这样的讨论不包括在职业评价体系之内。

　　正如纳什指出的那样，看到资深员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能够让员工相信患有精神疾病并不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

　　培生集团(Pearson)前董事长史蒂文森勋爵(LordStevenson)曾公开表示他抑郁症发作时就像坠入“人间地狱”，他认为企业应当创造一种允许谈论情绪的人性文化。培生集团是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的母公司，也拥有多家伦敦金融城的大型企业。

　　28岁的克洛艾•威廉姆斯(ChloeWilliams)在遭遇交通事故后患上了抑郁症。她说，自己和老板在一家慈善机构进行的非正式交谈，让她得以应对自己的疾病。“我的老板很棒，她鼓动我每周与她会面讨论我(在工作中应对自己的病情)取得的进展，而且为了让我能接受心理咨询，还允许我按灵活的时间表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雇主必须要成为心理顾问，不过纳什坚定地认为，雇主要能观察员工。她表示：“即使你已经实行了完善的政策，也应该保证有开放的文化。雇主需要及早发现症状。如果是初级员工，坦言这些心理感受会十分困难，特别是在这个存在着人员冗余威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