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眼下有人常常把一些正常行为当作异常现象看待，反映出一种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偏差。这并非世风日下，而与管理有关。当企业管理者把一些本来不合理的东西通过“管理”变成合理后，管理者的“成功”往往会给社会带来精神鸦片，从李书福先生与沃尔沃管理层的分歧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化异常为正常的角色请勿扮演

    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日前在“2010年度高峰论坛”上披露，自己与沃尔沃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分歧。比如说现在中国市场喜欢大车型，只要客户有钱买那么沃尔沃就应该造。但是沃尔沃管理层却坚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大车型不仅能耗大、占地面积大、材料消耗也大，不符合当前全世界汽车工业发展低碳环保的方向。

    这两种意见在道德层面上哪一个更合理，人们不难做出正常的判断。但是李书福先生是从中国特色中脱颖而出的，他将沃尔沃管理层的正常理念视为异端并不奇怪。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认定李书福先生的成功就是在正常与异常颠倒中取得的；不过从网上流传的暴发户的秘笈中可以看出，化异常为正常的确是草莽英雄的惯技。有一位富裕人士认为他的赚钱路径很简单，就是政府说不让干什么，那就一定干什么：八十年代，政府不让投机倒把，我就投机倒把；九十年代，政府不让下海经商，我就下海经商；2000年后，政府不让炒房，我就炒房。结果我就发了。其结论是：政府说不让你做什么，那就是你的前进方向。由此可以看出，沃尔沃管理层的观点显然不符合“中国特色”。

    有一种管理“胜经”认为：管理就是将不合理变成合理。沃尔沃管理层的经营理念无疑是合理的，而李书福先生看到的则是不合理中的商机。这在中国企业的管理中，可以认为沃尔沃管理层不服从管理。按照服从管理的要求，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出现不听话就走人的摊牌。沃尔沃管理层也有可能被“换血”、“掺沙子”，从而得到改造。即使此前李书福先生承诺，在完成对沃尔沃的收购之后要保留管理层，这在中国企业管理中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一把手”可以根据新的情况做出调整；即使沃尔沃管理层有意见也要服从吉利的“大局”。如果沃尔沃管理层基于股权等原因不得不与李书福先生保持一致时，管理也就完成了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转变。

    李书福先生同时谈到奔驰，认为奔驰“对中国市场理解得很透”。奔驰的确有新E级轿车轴距长了140毫米的案例，与李书福先生关于中国市场喜欢大车型的判断一致；但是不要忘了，国内生产的奔驰除了E级车，还有C级车型的开发在先，另有smart品牌的适时推出，后者同样关注中国市场对于环保车型和节能减排车型的强烈需求。smart车身面板与内饰材料都是100％可回收的低污染的材料，无论从设计还是从制造都满足了对环保最苛刻的要求。如果说奔驰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比较成功的话，与它在管理中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不无关系，北京奔驰是一家合资企业，不像沃尔沃那样为吉利全资收购。这也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的管理都是在将不合理变成合理；但是要想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真正重视包容式增长，管理就不能继续扮演将不合理变成合理的角色。

    合理与不合理的理念不能混淆

    应当指出，正常与异常是相对而言的，“礼俗相背，何世不然？”管理完全有理由在不正常、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中发现商机。比如“堵车”是都市生活中的一种不合理现象，但是当人们抱怨堵车时，广播电台却可以成为一个受益者，因为它借这种无聊的时间发挥自己在娱乐与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从而使一个衰落的夕阳行业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不过，当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时，合理与不合理的界限就不能混淆了。

    按照资本的本性，越不“合理”越有“利”，可以出奇制胜。但是这绝非幸灾乐祸，更非迎合其中不正常、不合理的价值观念。比如广播电台在“堵车”中重现生机，主要是通过提供交通服务信息，来疏导、避免和解决“堵车”现象的发生，而不是使“堵车”雪上加霜。也就是说，按照主流价值观的要求，管理者发现一种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应当设法解决或部分解决它，而不是相反，这才是具有商业眼光的表现。同样的道理，有人“喜欢大车型，只要客户有钱买那么沃尔沃就应该造”，这似乎没有错，但是当这种诉求按照环保的价值观衡量属不合理时，管理者就不应该去迎合。否则，就与发国难财、提供洗钱服务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就要求管理者在选择商机时，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绝不能在逐利时背离主流价值观。这种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也应当表现为一种职业素养：即在管理中决不能利用自己的强势强词夺理，以为谁来管谁就有理；同时在管理中不能只讲资本的理，试图用资本的逐利性超越合理与不合理的理念界限，在其中和稀泥；更不能通过管理的包装，将不合理的东西变成合理的商品。那在表面上是为了克服一种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而提供商品和服务，实际上形成了另一种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让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就违背了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比如在互联网上用恶意插件推广“流氓”软件，借机发财，那显然不光彩，甚至是犯罪。

    当然，这并非要求管理者对不合理的生活现象置之不顾，而是说在其中应当兼顾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这无疑考验着管理者还原正常生活方式的能力，但这不是对管理者的额外要求，而是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责的应有之意。成功的企业家告诉我们，小胜靠谋，大胜靠德。这句话对做人有效，对搞管理也同样有效。悖离道德常理的管理，往往是一种低水平的管理，不具有可持续性。不断追逐种种不合理商机的背后，往往是企业战略的缺失，注定长不大。11月初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一位从事云计算的“海归”感叹于“我们做什么事情老是想走歪门邪道”，认为这将窒息真正的创新精神。的确，在钻空子以营利的日子中生活久了，往往不能自拔，很难培养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无理必然带来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