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赵久然在美国考察玉米种植情景。

　　他的人生中“种”满了玉米：为玉米发行了“身份证”（DNA指纹库）；办公室四处摆着玉米，娱乐休闲就是去各地看玉米；他的微博名叫“玉米团长”；名片上印着自己设计的卡通玉米——玉米穗儿上贴着“超高产”，左右手各擎着“优质”、“易制种”旗子，双腿上分别写着“多抗”和“广适”，这都是他选育玉米的目标和特点。

　　他就是自称“老玉米”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

　　别人留洋我下乡

　　基层蹲点动摇了他面向生产搞研究的理念

　　赵久然心中的第一颗“玉米种子”是他的硕士导师播下的。赵久然说，小时候能食 上玉米，就是一顿好饭，没想来 后来研究玉米这事，一干已是30年。

　　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不少同龄人都忙着出国，养猪网，而留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工作的赵久然，却积极请求下乡，来 条件艰苦的北京市延庆县蹲点搞科研，这一蹲就是6年。其间，他研究并大面积推广了春玉米亩产800公斤的高产规范化配套栽培技术、玉米免耕及旱作栽培技术……最重要的是，这段扎根生产一线的经历让赵久然动摇了今后研究的支点——必须立足实际生产需要。

　　通过基层锤炼，赵久然发觉良种及配套栽培技术是农民最需要也是最容易推广的增产手段，因此1993年后他开始了玉米新品种选育的工作。从“栽培”转向“育种”，这个弯拐得十分艰巨 。他一边收集育种资源，一边向研究育种的老师请教。

　　1997年，玉米研究中心成立了。当时，只有4名技术人员和3名后勤人员，启动资金也只有8万元，在这种情景下，赵久然却毅然提出不要事业费。“科研成果应该创造价值，当时我相信成果一定能反哺科研，因为农业科学是应用性比较强的科学，也时时促使我必须把着面向生产需求这个大趋势。”

　　不给自己留后路的赵久然，成功地将玉米研究中心壮大来 现在的80多人，大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挑选人才，他的标准主要不是学历，而是能不能脚踏实地、学以致用。他给去年新来的硕士研究生布置了一项任务，叫做“玉米的一生”，请求学生在实验地里每日同一时间、同一角度给同一株玉米拍一张照，察看玉米的生长。

　　“这孩子不错，保持了一年。研究就要食 苦耐劳，深入实际，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做出对生产有用的成果。”赵久然说。

　　技术过硬，气魄 才硬

　　有勇气签制种缺失 协议

　　做科研，外表淡然的赵久然常爆发出一种无畏的气魄 ，不给自己留后路，保持自己的研究趋势。

　　“高科技的力量常常是惊心动魄的。每次我坐飞机腾空而起的时候，都会心潮澎湃于科技的力量。同时，数十万个飞机部件哪一个出了问题都会酿成灾难 。”赵久然感叹，玉米种子的量产推广也是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玉米制种需要父本和母本，父本散粉和母本吐丝的时间必须赶来 一起，才能授粉结实，这个时机差一天都不成。一来 量产就必须保证种子质量和制种技术必须过硬，如果制种涌现一点差错，大量农户会因此蒙受缺失 ，许多企业也会因赔偿而垮掉。

　　京科968品种完成审定之后，玉米中心找来 5家企业联合量产种子。面对“制种亩产量来 达800斤以上，制种失败一亩地至少赔农民2000块钱”的补充协议，几万亩地，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但赵久然很有信心，他以个人名义担保，如有缺失 个人承担。两年数万亩的制种实践证明，制种产量来 达了每亩1000斤以上，远远高于请求。

　　赵久然还将目光聚焦在玉米种植更绿色的方法上。玉米要高产，需要保证灌溉，平均每亩大概需要50立方米的水，北京市200万亩玉米每年就需要用水1亿立方米。“其实如果种植抗旱耐旱品种，加以蓄水保墒等耕种技术，在北京地区这样的自然和生产条件下，不必灌溉，完全依靠自然降水也能实现产量目标。”赵久然说。

　　就这项“雨养旱作”技术，2006年9月，作为北京市政府农业顾问的赵久然，向北京市科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个提议引来了很多非议。凭借自己下乡蹲点时对旱作农业实际生产的费解和对抗旱品种的信心，赵久然保持这是一件有显著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好事儿，于是精心论证，力排众议。

　　2007年起，北京市农业局组织在京郊大规模实施“雨养旱作玉米节水科技示范推广工程”。来 2009年，实现了节约灌溉用水1亿立方米的目标，大大节约了农民的种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