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两周之前，9月5日，在中国杭州落下帷幕的G20峰会发布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其第四十六条明确指出，“我们将推动谨慎使用抗生素，并考虑在抗生素可负担和可获得性方面的巨大挑战及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当细菌发生变异，使抗生素对于需要用这种药物治疗感染的人们不再有效，就称之为抗生素耐药。由于长时间内对抗生素过度依赖和滥用，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超级细菌”越来越强大，乃至成为世界安全的巨大威胁。

近日，超级细菌以及“限抗”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国家层面的“限抗令”也在近日全方位升级。

8月5日，国家卫计委等14个部门联合制定了《遏制细菌耐药性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以加强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应对细菌耐药带来的风险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使用的抗生素中，半数以上是兽用。在全世界都“紧盯”抗生素滥用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畜牧业如何才能减少使用、杜绝滥用抗生素?

抗生素滥用成公共健康威胁

1929年，在英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青霉素成为最先被发现的抗生素。抗生素的发现和使用让人类掌握了与疾病抗争的一大武器，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农业养殖等领域，在治疗感染性疾病、防治动物疫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几十年后，由于对抗生素长期不合理使用，其负面影响日益严重。

耐药细菌的蔓延就是负面影响之一。2014年，一份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名为《抗菌素耐药：2014全球检测报告》首次审视了全球114个国家的抗菌素耐药和抗生素耐药的检测报告数据，表明了抗菌素的耐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事实。

抗生素的耐药性被称为“慢动作海啸”，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抗药细菌感染，而英国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预估，到2050年，超级耐药细菌每年将使得约1000万人死亡。

抗生素耐药性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健康领域，而且还体现在经济领域。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预测，抗菌素和抗生素的耐药性在2050年可能将给全球年度GDP带来超过5%的损失，导致2800多万人陷入贫困。正如G20杭州峰会公报中所指出，抗生素耐药性严重威胁公共健康、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稳定。

中国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大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多次在两会期间针对抗生素污染问题提案。

“由于抗生素在医药、农业、畜牧、水产养殖业的盲目随意用药、交叉用药、长期过量使用和违法使用未经批准的抗生素等现象泛滥，造成了环境中耐药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严重污染。”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2015年6月，科学家获得了中国抗生素使用量与排放量清单。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光国课题组研究显示，2013年中国抗生素总使用量为16.2万吨，使用量约是英国的160倍。在这16.2万吨抗生素中，有52%是兽用的。

复旦大学研究者的一项研究表明，近80%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多种抗生素，而且在其中检测到金霉素、恩诺沙星等只限于禽畜使用的抗生素。

“细菌耐药最终影响人类健康，但造成细菌耐药的因素及其后果却超越了卫生领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生物安全威胁加大、环境污染加剧、经济发展制约等不利影响，迫切需要加强多部门多领域协同谋划、共同应对。”8月5日，国家卫计委等14部门联合制定了《行动计划》，这是迄今级别最高、范围最广、措施最全的遏制细菌耐药性的国家宣言和行动计划。

减、停用饲料抗生素是趋势

“我国在食用动物生产方面抗生素使用量预计占全球使用量的30%。”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抗菌肽及抗生素替代品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建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治疗用抗生素，另一方面是归类于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防病用抗生素。药物饲料添加剂长期大量使用的另一重要动机源于其促生长作用。

由于在动物中长期使用低于治疗剂量的抗生素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导致动物机体免疫力下降，造成畜产品抗生素残留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负面效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畜牧业饲料添加剂用抗生素的使用作出限制，尤其是近十年来，限制尤为严格。

2006年，欧盟成员国全面停止所有抗生素生长促进剂;2011年，欧盟委员会宣布“反病菌抗药性五年行动计划”;2014年，德国宣布2015年将“抗菌素耐药性”当作G7主席国的核心任务，德国最新修订的药品法引入了抗生素应用最低化理念，抗生素监控涉及德国95%的禽场和约90%的猪场。2015年9月，欧盟公布《关于谨慎使用抗菌类兽药的指南》，号召全世界范围内加强人类用药和兽药行业之间的协作，共同应对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从2010年开始，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始号召逐步禁止畜牧养殖使用“具有重要医学用途的抗菌药”。

事实上，我国对抗生素药物管理十分重视，但对饲用抗生素的限制起步较晚，且种类有限。近年来，随着2015年底在食品动物中停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喹诺酮类兽药和2016年11月停止硫酸黏杆菌素的饲料添加剂用途等规定的出台，在动物中限制减少或停止抗生素使用的政府行动明显加速。

“目前，我国整体养殖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差异大，动物疫病多发，抗生素既起致病作用，还起预防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抗生素在动物疫病防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王建华说。

换言之，在饲料中“限抗”“无抗”是趋势，但治疗性抗生素短时间内仍是无法替代的。在抗生素问题上，当前畜牧业需要坚持的原则是“科学利用、逐步减用、严禁滥用抗生素”。

“中国的国情和养殖特点决定了禁抗之路势必不同于欧美等国，当下中国养殖环境、饲养模式、防疫体系、管理水平、基础设施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因此饲料禁抗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2016中国饲用植物提取物行业高峰论坛中，国内最大畜禽养殖企业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华农事业部副总裁方炳虎表示。

如何循序渐进地实现少用或禁用饲用抗生素添加剂?王建华建议，首先应该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产品负面清单和抗生素减用计划。“第一，要以科学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制定出一套有统一目标的差异性抗生素减用停用行动计划，确定减、停用的产品清单，实施进度和适用范围。”王建华说，“其次，要分时间、区域、抗生素和畜禽种类推出饲用抗生素停用计划。”

其次，法律的施行需要行之有效的监管，王建华表示，严格监管，规范使用防病促生长类添加剂也是重要的措施。此外，加快研发新型、高效、经济适用的抗生素替代品也是逐步减少抗生素切实可行的方法。

疏堵并举研发推广抗生素替代品

除了法律和监管手段，发展抗生素替代品从技术上为抗生素减量打开了新的大门，成为抗生素替代的基础性物化手段。

“以抗菌肽、益生菌、寡糖、有机酸、中草药、酶制剂为代表的新兴抗生素替代品能长期高效改善动物生产性能，并在杀灭病原菌、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方面效果显著，具有抑制病菌繁殖、促进饲料消化吸收、增强动物免疫功能、改善体内外生态环境等功效。”王建华说。

王建华表示，这些替代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但他也强调“抗生素减量和减品种单纯依靠单一技术无法解决”。“必须是优良品种培育、畜禽疫病防控基础理论与防控技术、抗生素替代品研发、养殖环境控制与粪污处理、养殖设施设备与信息化技术等几方面技术的储备和集成才能实现。”他补充说道。

记者了解到，这些抗生素替代品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也依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虽然农业部批准生产的饲料微生物添加剂有近40种，但微生态制剂也存在推广和应用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产品标准化、差异化工作明显不足。

再比如，抗菌肽来源广种类多，分子质量小，自然界含量低，分离纯化难，化学合成成本高，难以推广应用，亟待建立转基因高效低成本生产途径。“而且抗菌肽的免疫原性、安全性、药物动力学及其效果等方面还需要深入探讨。”王建华说。

中草药提取物则存在资源比较短缺、药效和质量不稳定、成本高、缺乏与现代药学接轨的相关安全性评价手段与资料等问题，且粗糙加工，大量添加、配方庞杂，基础研究薄弱也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提出，引导农业投入品科学施用，提高饲料利用效率，规范饲料添加剂使用，加强饲用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发和使用，逐步减少饲用抗生素用量。

王建华说，在研发和推广新兴饲用抗生素替代品上，需要讲究策略，疏堵并举。一方面强化源头创新，另一方面加大下游应用奖励力度。

“强化源头创新是鼓励以企业为主、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科技创新模式，设立抗生素替代品创制重大专项计划，鼓励研发高效、无毒、安全，生产性能和经济性能高的抗生素替代品，并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性扶持力度，快速推动新型有效抗生素替代品的研制和生产。”王建华说道，“奖励制度就是加大对市场上 无抗 饲、畜产品的奖励，最大程度提升企业和个体养殖户投入无抗养殖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