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近日，《每日邮报》报道称，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了20多家知名快餐连锁企业使用抗生素的情况，其中汉堡王、星巴克、达美乐比萨以及DQ冰雪皇后等均位列最低的“F”等级，被点名批评。而此前近期，一则“美国35万人逼肯德基停止使用抗生素”的报道广为传播。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养殖业是否应该“停止使用抗生素”?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真的会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或是会促使人体内产生抗药细菌吗?本文采访了国家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主任、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袁宗辉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张宏福，围绕这些核心问题作了详细解读。
 

　　动物用抗生素有利于公共卫生
 

　　众所周知，人类可以用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而养殖业中的动物，如猪、鸡、牛，同样会被细菌感染，当它们发病时也需要用抗生素治疗。这不仅是养殖业自身需求，也是出于“动物福利”的考虑。对于这一用途，全世界都没有太多争议，也不存在“完全禁止使用抗生素”。相关环保组织、美国部分消费者呼吁停用的，其实是抗生素的另外一种用途——促进动物生长的用途。
 

　　美国快餐业使用抗生素肉已经常态化
 

　　上世纪40 年代，一些饲养者把青霉素的发酵残渣加在饲料中喂猪，发现采用这种饲料喂食的动物比用普通饲料喂养生长得更快。1946年，首次报道了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能明显促进肉鸡增重。
 

　　虽然对于低剂量的抗生素为何能促进动物生长有多种解释——比如减少了动物体内的有害菌，可以使其更健康，或者减少了让动物生长缓慢的细菌代谢物，从而减少了不必要的免疫所需的营养。但早已达成共识的是，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能起到预防疾病、促进动物生长、改善饲料利用率的作用，最终降低了养殖成本，也改善了畜禽肉品质。
 

　　根据公开资料，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中国虽然缺乏全面的统计数据，但据估计也有一半以上的抗生素用于养殖业。
 

　　国家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主任、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袁宗辉介绍说，养殖业使用更多抗生素很容易理解，因为动物数量比人多得多，而且动物生活环境比人要差，而且人可以按个体给药，养殖业中的禽畜则是按群体给药。
 

　　袁宗辉介绍说，实际上，很多动物都是带菌生长的，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抗生素用来喂养，这些细菌得到控制后就不会引起疾病，而且它控制住的不仅是动物疾病，很多还是人兽共患病。曾有研究认为，人类的60%以上的疾病，其源头都是动物。从源头上控制住人畜共患病，才能控制这些病原菌直接或者通过动物性食品传播给人。比如在过去，有一种叫“鹦鹉热”的烈性传染病，它是一种由衣原体感染所引发的疾病，动物和人感染后死亡率都很高，曾是影响人类公共卫生的最重要疫病之一，但在动物广泛使用金霉素等抗生素以后，此病就绝迹了。
 

　　鹦鹉热烈性传染病在动物广泛使用金霉素等抗生素以后，此病就绝迹了。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张宏福也认为，业界公认饲料中添加的低剂量抗生素，可以对动物有5%-10%的促生长作用。而且，在中国，由于养殖业环境更复杂，设施简陋，动物更容易患病，且养殖业从业者管理水平有限，如果不用抗生素，动物发病率会比欧美更高，养殖成本也会更高。
 

　　欧盟禁用抗生素更多出于政治考虑
 

　　在上世纪70 年代开始，由于认为抗生素的使用可能增加细菌耐药性，欧洲几个国家开始停止促生长用抗生素。1986年，北欧的瑞典率先“禁抗”，1995年，丹麦开始禁用阿伏帕星(Avoparcin)，丹麦养猪生产委员会和饲料企业开始承诺自愿减少使用抗生素促生长剂。
 

　　欧盟禁用促生长用抗生素，跟绿色和平组织有很大的关系
 

　　袁宗辉介绍说，欧盟全面禁用促生长用抗生素，跟瑞典等三个北欧国家加入欧盟有关。1985年，瑞典开始跟欧盟谈判，并将在欧盟禁止使用促生长抗生素作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欧盟为了笼络这几个国家，就在这一问题上妥协了。欧盟于1997年禁用阿伏霉素，1999 年又禁用其他四种抗生素，2006年起禁在饲料中使用所有促生长用抗生素。
 

　　“实际上，欧盟禁用促生长用抗生素，跟绿色和平组织有很大的关系。绿色和平组织不希望在欧盟有养殖业，因为养殖业存在着一定的污染环境问题。但是，法国、德国、英国等许多国家的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养殖业，绿色和平组织不好提出直接关闭养殖业的要求，只能从新技术下手，所以他们宣称抗生素对环境有影响。除了抗生素，他们还反对使用激素、转基因等能促进养殖业发展的新技术。”袁宗辉告诉记者。
 

　　袁宗辉教授近些年每年都去欧洲考察，目睹了欧盟“禁抗”的现状和后果。他认为，抗生素在欧盟的遭遇，跟转基因非常相似，都是被“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鼓动起来的，利用大多数百姓不知情，形成舆论，最后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但这样的决策并不是基于科学证据。
 

　　袁宗辉指出，欧盟的政策是指禁止在饲料中添加小剂量(5-40ppm)的抗生素，用作畜禽促生长剂，但依然可以使用40 PPM以上的抗生素用以预防、控制和治疗疾病。
 

　　欧盟“禁抗”政策带来新的问题
 

　　欧盟“禁抗”以后，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养殖业成本增加。据统计，2006年欧盟在养殖业全面“禁抗”以后，猪从23kg到113kg的饲料转化率下降1.5%，仔猪成活率降低1.5%，每头猪实际用药成本上升0.25美元。总体而言，每头猪的成本增加了1.25美元。因为养殖成本提高，北欧的养殖业出现逐渐萎缩的趋势，短缺的动物性食品只能依靠进口。
 

　　袁宗辉介绍说，在2000年后，欧盟境内用于养猪业的一般重要的抗生素用量虽然逐年下降，但一些高度重要或极度重要抗生素的用量却逐年上升，如四环素和氨苄西林。过去用小剂量抗生素就可以控制的疾病，如猪和鸡的坏死性肠炎，由于小剂量抗生素被禁用了，在鸡、猪身上发病率非常高。而一旦发病，还是需要用大剂量的抗生素进行治疗。更为严重的是，感染坏死性肠炎的猪或鸡，在屠宰加工过程中，如果肠道不小心被弄破，坏死性肠炎的病原菌就会污染动物性食品，人接触后也有可能被感染、发病。这都是“禁抗”所带来的新问题。
 

　　养殖户是需要抗生素的，如果正规渠道买不到抗生素，便会催生“走私抗生素”。2013年，《荷兰在线》报道了一个走私案件：六名荷兰男子被地方法院指控从中国非法购入抗生素，涉嫌将这些抗生素卖给荷兰北部的鸡农。
 

　　此外，由于企业不生产加药饲料，农民就会通过饮水的方式给药。但有些抗生素不溶于水，而且饮水途径给药诱导耐药菌的风险会更高，因为饮水管道会发生渗漏，或者禽畜在饮水过程中会将含有抗生素的水抛散到地面上。总之，严苛的“禁抗”政策给饲料加工企业、养殖业都带来了很大不便。
 

　　没有证据表示养殖业用抗生素导致“超级细菌”
 

　　欧盟当初禁用抗生素的逻辑是，假设养殖业使用抗生素会引起超级细菌，超级细菌转移到人会引起人的治疗失败，无药可用。但“禁抗”至今已10年，监测结果表明欧盟的耐药菌形势并不比不禁抗的美国更好，相反，北欧几个最早、最坚决禁用抗用素的国家如瑞典、芬兰，其鸡肉、牛肉中检出耐药因子的比例比欧洲其它国家都高(耐药因子是反映细菌耐药性的指标之一，但有耐药因子并不等于一定致病)，这种现象难以解释。
 

　　袁宗辉告诉记者，虽然公众都很担心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会导致“超级细菌”，但是，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欧美，南美，没有一个例子说明是由于动物使用了抗菌药，最后导致人的治疗失败或死亡的，“媒体报道过的几起超级细菌导致人的治疗失败，均是医院用药引起的耐药菌。”
 

　　正因为如此，2015年1月30日，ECDC(欧洲疾病防控中心)、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EMA(欧洲药品管理局)首次针对兽用、人用抗生素发表联合报告，共有100多页，共中有3个主要结论：一是动物的耐药菌是动物使用抗生素引用的，人的耐药菌是人的医疗使用引起的;二是关于第三代头孢类、氟喹诺酮类药物抗生菌，动物使用这类药和人的耐药菌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在动物中的使用不会导致人的耐药菌增加;三是在动物身上使用的很多老的抗生素，看起来跟人的耐药菌增加有关联，但也不能简单解读，因为其发生非常复杂，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导致耐药菌的产生。
 

　　这一报告，可以看作是欧盟对他们过去禁止抗生素政策的反思。
 

　　食品中低剂量抗生素残留不会危害健康
 

　　也有一些人担心动物性产品中的抗生素残留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制定了动物性食品中的抗生素残留限量。在中国的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98% 的可比项目已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只要是检测合格的动物品，其抗生素残留一般都没有危害。当然，现实中还有与政府监管玩 “猫与老鼠”游戏的个别案例，但一般大企业不会以身试法——国家已将使用违禁药品按投毒论处列入刑法了，产品质量有保障。
 

　　2015年下半年中国的畜禽及蜂产品的兽药残留合格率达到 99 %
 

　　张宏福表示，在2000年后，中国政府已经很重视抗生素残留问题，农业部出台了很多规范，如饲料中的药物、促生长剂哪些可以添加、如何添加，怎么遵循停药期都有要求，整个监管体系也越来越严。但由于养殖业的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个别从业者责任意识不够，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产品中抗生素残留超标的问题，“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监管上常抓不懈，需要一个过程。”
 

　　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下半年中国的畜禽及蜂产品的兽药残留合格率达到 99 %。
 

　　国内曾有某专家对媒体称，“残留在鸡肉里的抗生素虽然不像毒素那样立刻就引起身体反应，但是消费者长期食用这种鸡肉将使机体产生超级耐药菌，对人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不过，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专门研究抗生素耐药性的博士生余国志告诉记者，目前没有临床数据和流行病学数据表明食用有低剂量抗生素残留的肉制品，会促使人体内产生抗药细菌。细菌的抗性被诱导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就是抗生素的浓度要达到足够筛选变异细菌，其次细菌要发生有利于在抗生素中生存的突变。
 

　　“当前一些民众对抗生素的恐慌，一方面是误传欧盟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少数人别有用心鼓动的。有些人涉及到自己的项目利益，比如抗菌肽、做中草药抗菌、做疫苗、做抗生素替代品的，要把耐药性问题说得很吓人，让公众恐慌，才好立项目、卖产品。”袁宗辉说。
 

　　中国应加强细菌耐药性监测
 

　　虽然美国政府还没有在养殖业中禁止促生长剂用抗生素，但部分环保组织和消费者已经开始给大的餐饮巨头施压。
 

　　不过，袁宗辉认为，即使百胜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表示要停用抗生素，也不代表整个行业的声音。如百胜这样的餐饮巨头，其动物性食品消费实际上只占市场5%，95%以上的市场占有者并不敢表态不使用促生长用抗生素，因为如果停用其成本会提高很多，消费者恐怕也难以接受。
 

　　欧美禁抗的消息也开始影响到中国的舆论。袁宗辉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抗生素政策，这并不是“双重标准”，在国际会议上，很多专家也支持中国施行自己的抗生素政策。
 

　　张宏福认为，养殖业完全不使用抗生素是不现实的，在中国，合理的目标是在食品安全层面，养殖户都能遵循养殖规范，保证抗生素残留能够达标甚至无残留;而且促生长抗生素和治疗用抗生素的使用完全是两码事。前者一般为代谢快、有严格的停药期，确保在产品中没有残留或残留量达到安全标准;使用剂量低，轮换使用避免产生耐药性，确保其促生长效果。即使将来养殖业要停用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也应该是在全行业饲养管理、环境控制水平都较高，同时消费者也能接受因为停用抗生素带来的食品成本提高的情况下。
 

　　袁宗辉表示，中国在抗生素残留的监测已经做的很好，但在细菌耐药性的监控方面做得还不够，这是一个需要国家多部门联动、共同监控的问题。可作为对照的是，美国从1996年到现在，一共监测17个药物，20年中获得了一个整体的数据，表明没有因为使用了抗生素而导致耐药菌升高。
 

　　目前中国很缺乏这样的数据，虽然大家都认为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很不规范，但具体影响有多大、对耐药菌的产生是否产生了影响，还缺乏数据，因此也无法和公众进行科学的风险交流。
 

　　袁宗辉认为，中国要控制耐药菌的产生，不应该是像欧盟那样走“全面禁止抗生素”的路子，而是应该通过科学的风险评估后，看单个抗生素是否应该使用。如果某个抗生素确实对人很重要，证明小剂量使用后，确实会引起人的治疗失败，有这样的依据才禁用，总之一切政策要以风险评估为基础。
 

　　袁宗辉特别强调，抗生素的耐药性是使用不合理造成的，并不是药物本身造成的，因此要重点解决使用中不规范的问题，加强对养殖户的管理和教育，提倡科学、合理使用。如果由于剂量使用不足造成风险，要调整给药的方案和剂量，该用时就该用，该给足剂量就给足剂量，既要把病治好，又不产生耐药性。
 

　　“就在今年5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控制耐药性的最好办法是开发新药，呼吁各国政府，对于药厂如果不进行新的药品研发，应该采取惩罚性措施。”袁宗辉说，目前全世界抗生素研发的资源只使用了的1%，还有99%没有得到利用。
 

　　值得肯定的是，2016年8月25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改委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该计划将“加大抗菌药物相关研发力度”和“完善抗菌药物应用和细菌耐药监测体系”都列为了主要措施。
 

　　不过，当然当前药厂开发新药也面临着困境，除了满足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的产品要求，更要考虑政策的风险。比如在欧洲，由于长期“禁抗”给厂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加上人们的恐惧，一提抗生素就有担心残留，就怕产生耐药性，企业会有很大顾虑，有时不愿意冒这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