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猪A型口蹄疫的端倪
A型口蹄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有所闻，当时某年上海只在牛群中传布，未涉猪发病。A型在牛(奶牛)全群感染快，结束也快，尽管基本没有扑杀染病牛，翌年未见发病。直到2009年再有A型发生。
猪群A型染病始见于2013.年，先见发生于分娩母猪和哺乳猪，仔猪近乎100%死亡。不到两年该病又根植到其他类群，当前如对受A型威胁的地区和猪场不用A型苗免疫，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后果。
2.猪口蹄疫O型为主要流行毒株
七十年代流行的猪O型口蹄疫只猪发病，基本不感染牛，即便有的牛群个別染病，但不会传染全群，因此以程绍钧副院长(中国农科院)等一批专家(包括上海张永昌)。认为与当年推广O型弱毒免疫牛群有关，在许多农村可见到，牛沒打苗前猪没事，牛打苗后猪能见到发病。由于反对呼声高涨，有关部门决定停用活苗，启用死苗。后来有专家通过基因测序的手段证明当时的牛弱毒与流行的猪毒同源性99%以上，似乎佐证了七十年代反对用活苗的意见是正确的。现在国际上把此流行毒命名为O型中国株。
3.猪体高免血清有过积极作用
七十年代口蹄疫灭活苗由鼠源向细胞系基质繁殖病毒过渡，但仍滿足不了需求，时有疫病发生，上海能繁母猪基本由集体饲养，一旦染疫，乳猪死亡严重，我力主制备猪体高免血清，上级先反对后支持联手制作，挽救了数以万计的乳猪的生命。(当时无病猪扑杀的规定)
4.举国应对猪口蹄疫
70-80年代政府高度重视防控口蹄疫，曾一度有李先念副总理任总指挥抓全国防控工作，提出了“早、快、严、小”的四字方针，我感到当时抓得较有成效的。上海主要措施:
(1)郊区产地坚決杜絕屠宰和销售病猪肉。
(2)決定由各生猪收购点，不再经县中转、暂养併车(船)，严格直送市食品公司屠宰，日清日结。
(3)当时市区銷售的冰肉不安全因素较高，但价格价较便宜，郊区农民常因红白喜事，购食此类“冷冻肉“而引发疫病不属个案，故由“赤脚兽医“对此作为重点观察对象。
(4)鼓励第一时间报疫情，不批评给表扬。奉贤兽医站还对首报疫情的人发奖金，从而“早、快、严、小”更好得以落实。
(5)隨着灭活苗的普及，(上海畜牧兽医研究所是最早为郊区提供细胞灭活苗的单位)，加上综合防治，上海大多生猪产地成了无疫乡镇。
5.O型泛亚株的严重危害
90年代中期后，生猪交易同其他货物一样，融入大市场、大流通，给控制疫情带来难度，死灰复燃时有所见，而上海由于防疫体系较完善，免疫做得较好，所以影响甚微。然而九十年代后期，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牛猪同时发病的新动向。猪疫苗的常规免疫，保护力明显下降，危害较大。我们请求云南省热带亚热带动物疫病研所定型，在张念祖研究员的热情支持下，确定了当时的流行毒为O型泛亚株。
6.找到了控泛亚的办法
在我奔波下，上海说服了某疫苗厂，用泛亚株取代原先猪毒制苗，在上海试用，在实踐中调正了免疫程序，經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又使泛亚的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7.为控缅甸98献计献策
2010年3月初，广州白云区发生的猪口疫被公开通报，又从民间传递得悉，该病传佈迅速，系毒株有变，先云耿马97，后曰缅甸98,均属牛源毒。再从广东有关专家在疫区观察，打苗的比不打苗的好，打二次比一次好，打三次更好。可见当时的O型苗尽管属不同的O型毒株，还是具有相当的交叉保护能力。2010年上海即将召开世博会，上级提了上海不能有疫情的要求。在市里召开的专家咨讯会上，我提出的在新型疫苗出道前，种猪3-4次/年免疫，初产母猪产前必须加注一次，肉猪在原有的二免后4-6周实施3免，该建议被采纳，有效地控制缅甸98在沪流行。我也通过讲课等多种形式传布上海经验，也起到了较好效。但不足的是因注苗频率加密，猪的应激反应加大，对猪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8.疫苗精益求精
以缅甸98株制成的新苗推广后，开始反应较好，而继之而来的免疫失败又不为鲜见，经多方求证与疫苗有效抗量不足有关，有关方面改用PD50作为检验合格标准，由3PD50提高到6PD50，甚至有的厂家提高到9PD50以上仍不能幸免部份失败。
在此困难面前，某企业专家、技术人员率先学习开发、研究与国际接轨的、以悬浮培养、浓缩纯化抗原为主线的当今先进的制作口蹄疫灭活苗技术，並获成功颇获好评。一马当先众马奔腾，该技术现几乎都被国内FMD疫苗厂所采用，也见到制作其他疫苗采用的。
据传目当中国特有的FMD合成肽苗也有较大长进，希望能经受实踐验证。
众所周知企业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要警惕企业以非正当手段获利，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政府有关部门务必要加強这类新产品的有效监督。
另据了解FMD免疫程，一度为有的企业、少数专家冷漠，而今己引起重视，期盼共同努力(特别正确确定仔猪首免日龄)，完善此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