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驯养第1头猪起,人们就着手改进它身上的一些特点,进而让它朝着人们想要的方向发展,再生产(Merks,2003)。这么说来,猪育种是一个久远的命题;但事实上,直到上个世纪不同政府间都陆续有了“良种登记册”后,高效的基因改良才真正开始。猪场及其育种的发展可以部分解释世界范围内猪种之间真实存在的差异。不可否认,猪育种是个囊括全球的大市场。养猪生产者不仅可以接触到国内的品种,也可以接触到国外的品种,还可以借助技术数据来决定选种。然而,全面了解猪育种计划的发展方向对获得全面的育种计划专业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本论文的目标就是,基于对不同国家猪业结构和育种方案的研究,为理解不同育种计划的方向提供一把钥匙。
欧洲猪场结构
在欧洲,不同国家间情况各异。在丹麦,过去几年猪场数一直在减少,到2011 年,只有4500个。这些猪场中,40% 是“产仔到育肥”一条龙式的猪场,平均每个猪场有母猪255头;13%是专一母猪猪场,平均每个猪场有母猪950头;47% 是专一育肥猪猪场,每个猪场年均产量为6800头育肥猪(猪研究中心,2013)。在丹麦,养猪生产与粮食生产是紧密相关的。2008年,从事养猪生产的农场平均也有140hm2 的土地来处理粪便。这么一来,养猪用的饲料50% 都直接来自于这些农场(ROGUETet al. 2010)。环境制约可能是丹麦养猪行业急需进行重组的原因。2012年,有九百多万头乳猪输出到德国进行育肥(猪研究中心,2013)。再者,丹麦在母猪产仔方面非常专业,母猪的平均生产力强,技术指标高(ROGUET et al. 2010)。在荷兰,近年来猪场的数量也呈欧美种猪育种目标的演变Arnaud BUCHET(NUCLEUS SAS,FRANCE LE RHEU 35650)递减态势,从1980年的25000个跌到了2012年的2412个(Roguet,2012 ;PVE,2013)。2012 年,75%的猪场要么专业母猪生产,要么专业育肥猪生产。平均每个母猪场有445 头母猪。大约700万头乳猪输出到其他国家;2012年,主要输出到德国(PVE,2013)。于是,在丹麦,荷兰和德国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丹麦和荷兰生产幼仔,德国负责育肥。环境因素限制了猪数量的增加;缺乏可用地;民众反对建立育肥场等不利因素,加上猪农良好的专业技能让丹麦和荷兰的养殖户专业搞起乳猪生产来。相反,德国在屠宰场、可用地和人力方面有优势,所以德国就加强了自己在育肥方面的能力。
在法国,猪场一般都是一条龙式的,平均每个猪场有母猪196头。养猪大都积聚在法国西部的布列塔尼。环境上的条条框框虽然让猪场无法再扩大,却也不用再重组。一项调查了20%全国最优秀的养殖户的报告显示,养殖户的专业技能是达到(猪)良好表现必不可少的条件。劳动专业化又是一个长处,无论小猪场由于自身规模问题受到何种限制。过去的几个10年,猪场由于立法都停止了增长。2010年的猪场规模与2000年无异,是劳动专业化的一个障碍(Roguet et al. 2013)。
美国猪场结构
一直以来,美国养猪生产与种植业生产息息相关。所以,养猪业的发展围绕美国的‘玉米带’,这是史无前例的。大部分的养猪场都是袖珍一条龙式的,也就是说生产的各个阶段——产仔、断奶、育肥都集中在相同的屋舍里。1992年,美国65%的猪场都是这样。90年代后,传统上的猪场渐进地被专业化的(专一母猪或育肥的猪场)替代(Key and Mac Bride,2007)。生产合同深刻地改变了业(养猪业)内的关系。饲料或加工方面的大运营商与养猪个体订立合同(如Tyson Foods 公司,Smithfield Foods 公司等等),这样,传统上的生产模式逐渐地衰落了下去,所占比例也由1992年的65% 降到了2004年的18%(Key and Mac Bride,2007)。
猪场结构的变化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养猪业的发展。从历史上看,美国选择种猪是从表型和健壮性2个方面考虑的。人们以能承受冬天低温来饲养这些猪导致了它们的脂肪含量很高。大规模猪场的发展和整合又改变了养殖户对猪种的需求。因为猪场趋于专于一个领域,比如育肥或多产,育种的目标就转换为改善增速(Knox et al. 2005)。事实上,这样做也有益于有约在身的猪场提高收入,因为只有(猪)快速的增长才可能有高额的回报。至于饲料,传统的养殖户也种了诸如玉米、黄豆的农作物。饲料直接来自于农场,当然成本也就会低一些(Barkema and Cook,1993)。这种传统的耕作方式也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的育种目标。在美国,猪场受世界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不大,所以对他们来说,降低料重比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然而,养猪公司的发展带动了美国养猪业的改变,进而又带来了对育种目标定义的改变。事实上,养殖户更加强调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因为这是节约成本的重要方法。
育种方向
100年前在西欧出现了“良种登记册”从而也就开始了猪的育种。几个西欧国家的政府出资创建了“良种登记册”,其主要目的是改良纯种猪,当时选种主要考虑的是猪的表型。1950年以后,种猪公司和杂交猪公司持续不断发展,养猪生产业欣欣向荣(Merks,2003)。自此以后,育种目标与当地养猪业的需求联系了起来。国与国之间养殖户、产业和消费人群的需求不同也就造成了各自育种目标的不同。在北美,种植业生产与养猪生产相连,饲料成本低;猪场规模又不受空间和环境制约;再者,养猪业不喜欢搞专业化生产,大公司更喜欢与猪农订立合约进行生产;这么一来,合约养殖户、猪农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猪的增长速度以增加收入。所以,提高母猪生产能力与降低料重比就不是他们(美国养猪生产)改善盈利的主要目标,结果就是,他们育种的方向历来都在乎提高日增重。
在欧洲,国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二战后,西欧养猪生产发展迅速。没过多久,养猪业的迅猛发展又带来了养猪生产的集聚,主要集中在丹麦、荷兰、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后来,扩大猪场规模在各国之间都有了不同程度上的困难,就出现了根据养殖户的技能来挑选该行从业人的局面。小的猪场,由于猪农无法盈利,就倒闭停产了。到最后,在西欧只剩下少数挺住了筛选的养殖户。在这种情况下,猪农优化他们猪种的方向就是提高盈利性。育种早期,由于猪场规模小,只是在提高母猪的生产性能。在母猪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每头母猪每年产仔(供销售)数量是增加收入的唯一途径。
丹麦,荷兰和法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顺应了这个大的趋势。但是丹麦和荷兰把乳猪和育肥猪的生产分开,为增加母猪猪舍和提高产房劳力专业化腾出空间。相反,法国则坚持“产房—育肥”一条龙,这不仅稳定了猪场规模,猪农也可以从事母猪产仔、猪仔育肥等多方面活动。这种做法在增加母猪年产仔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0年法国每头母猪的年产仔数比2000年增加了4.1头(Roguet et al.2013)。究其原因,可以分为2个方面:一是育种的方向在于提高生产力;二是猪农拥有更好地专业技能(通过培训猪农和淘汰不盈利的养殖户达到此目标)。饲料是养猪生产的主要开支,所以饲料利用率也是衡量生意盈利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方面,欧洲各国情况又有所不同。在丹麦,环境方面的法律允许养殖户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可以种植一些庄稼作为原材料,从而降低了饲料方面的开销。在荷兰,养猪与种植虽然联系不大,但荷兰有鹿特丹港,可以与世界市场进行交换,大宗进口低价原材料,生产出低价饲料;还可以根据每日更新的原材料价格变换出不同配方的饲料。在法国,养殖户粮食产量很低,原料需从世界市场购买,饲料价格偏高。只有从育种方面着手,如在父系猪身上,迅速把重点放在降低料重比上。事实上,这一演变又与2 个需要不无联系:一是增加猪农收入,维持养猪产业发展的需要;二是欧洲消费者对提高瘦肉率的总体需要。这2个需要汇合到一处就是要降低料重比,这也就成了育种要发展的方向。政府积极参与,出资建立公共猪站,让计算料重比成为可能。所以,欧洲的育种目标更加关注改善母猪的生产性能和饲料的利用率,而美国,更加注重猪的增长。
时至今日,猪肉市场和原材料市场都已全球化了。豆粕价格无论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都相差不大。由于动物及其精液在世界范围内的运作,种猪育种也可算为全球性的市场。
当今的世界形势如下:1)世界市场上对能源和蛋白质的需求不断增长,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且易受市场影响;2)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关注食物营养,对瘦肉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无论是欧美的养殖户,还是中俄的私有投资者都希望提高收益率(前者主要是为了保持竞争力而继续从事养猪业)。尽管过去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各国出现了不同的育种要求,现如今各国的育种要求都趋于相同。例如,现在绝大多数育种计划的目标就是提高饲料利用率,增加收入和改善母猪生产力。
结语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猪场结构和养猪业。总的来说,育种计划又是以猪农、产业和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的,是来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毫无例外,各个国家的育种计划都是当地养猪业需求的反映。在各个国家的育种计划各不相同的阶段过去之后,世界范围内的育种目标都是大同小异。原材料市场和猪肉市场现在都是世界性的大市场。世界范围内的养殖户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怎样提高母猪生产力和饲料利用率来增加收益?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选择最能满足自己要求的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