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嘉兴市竹林村无害化处理池旁，一头等待入池的死猪。 （刘有志/图）

万头死猪浮出黄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治理 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和谐 乏力。这都已是中国河流的旧病沉疴。

一开始是几十头，然后是几百头，当10164头来自各地的死猪，从黄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陆续捞出时，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居民颇感无奈。

这个偏处上海西南的小镇，靠近松江自来水厂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们已经再不敢用江里的水了。”当地村民说。为了保证 沿河居民的用水，当地镇政府不得不专门为村民运来了一星期的储备用水。

死猪事件业已引发媒体的关注。死猪的大部分正被质疑来自上游的浙江嘉兴市。

问题才刚浮出水面。乱象背后，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治理 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和谐 乏力，都已是旧病沉疴。

工人正在移 运死猪，这段时间嘉兴严防死守，严控死猪入河。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猪乡前传

“死猪最后都去了上海，区别是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嘉兴一名养猪户指着死猪肚皮，告诉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

直来 最近两年，河道里的死猪才慢慢 增多。“过去死猪有人收，没人会丢来 河里。”嘉兴的多位养猪户不约而同地提起一起轰动嘉兴的收购死猪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这桩案件，在嘉兴家喻户晓。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领头的3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是个典型的猪乡故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等三人合伙开了一家非法屠宰场，开始了死猪收购生意。“他们收的价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养猪户说，病死的小猪一样 不来 50斤，大的也不过百来斤。

但这并不阻碍 董国权们的生意。嘉兴中院的判决书认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董国权等人收购、屠宰的死猪竟来 达7.7万余头，销售金额达865万余元。这些死猪，大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

“这批人被挠 了以后，村里就再没人敢公布收死猪了。”在以供港猪著名 的新丰镇竹林村，57岁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猪多了。在上海松江区，松江的环保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事发，他们从松江事发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兴平湖水泥厂上游，一路行来，途经航道几乎处处可见死猪的踪影。

在平湖的曹桥街道，一艘打捞船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在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们一艘小船一天还能打捞二十多头。

“这两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集中捞猪。”在嘉兴新丰镇竹林村，一位负责打捞的村民说。原本在河道中捕鱼的渔民纷纷转行，干起“捞猪”工作。

这跟巨大的死猪数量有关。2011年浙江省环保系统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嘉兴市生猪饲养量已达770多万头，若按一样 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处理的病死猪数量达15万-30万头。“如随意扔放，不仅会带来大量细菌和病毒污染，还会造成2万-3万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猪规范的无害化处理却迟迟未能建立。包括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跃忠在内的多位官员承认，直来 2011年，嘉兴市才开始大规模启动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建设。

但这明显远远不够。以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为例，陈云华介绍，来 目前为止，村里拥有的处理池不过7个，第8个正在建造。

根据多人介绍，一个处理池一样 能处理三千来 五千头死猪。而根据嘉兴日报此前的报道，在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就已来 达1.84万余头。其处理能力无疑捉襟见肘。“处理不掉的猪，就只能田间地头河道，随便扔。”村民们说。

“病死猪乱扔的现象在我市五县（市）两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嘉兴市的一份报告承认。

以嘉兴最新据统计的730万头生猪、3%的常态死亡率运算 ，即使不涌现疫情，要常态处理的死猪，无疑也是个巨大数字。而顺着水路纵横、河浜交错的江南河网而下，这些来历不明的死猪，也成为黄浦江饮用水源的祸患。

2013年3月15日，工人用吊船上的吊臂将打捞上船的死猪投来 坑内。 （刘有志/图）

挡不住的跨界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