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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崛起无疑是令人瞩目的。高盛在金砖四国经济报告最新修订版中指出，中印两国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速度可能比最初预计的要快。事实上，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上半年的综合经济实力仍然强过中国。当然，在未来几年里还会出现不少问题，两个国家都会面临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曲线似乎明显呈上升趋势。实际上，即使在最近冲击了多数发达国家的严重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速度仍然是相当可观的。

　　虽然这两个国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两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人口和经济方面是相当不同的。于是我们很想探寻，对于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和文化舞台中的崛起，这些差异具有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认为，最好从研究印度人和中国人如何在领先的跨国企业中发展至高层人员开始。籍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线索，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公司在未来会如何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企业。

　　我们收集了2009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公司的数据。我们将中国的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和印度的公司ArcelorMittal 从名单中除去，因为这些公司内理所当然会有不少中国和印度籍的高层管理者，而我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外国的跨国公司。这样就剩下了46家公司。通过审阅他们的年度报告、公司治理报告和其他在公司网站上披露的领导层信息，我们编录了每家公司的 “执行委员会/高级管理层”以及“董事会成员/管理委员会”的全部名单。我们对这些名单上的每一位人员的个人资料进行研究，确定该群组中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人数。结果就是：在总共788位拥有“首席”头衔的高层管理者中，有2个中国人、2个北美籍华人、以及13个印度人。在590位董事会成员中，有4个中国人和6个印度人。

　　虽然两个国家的高管人数所占比例仍相对较小，但是，和跨国公司中的中国籍高管相比，印度籍高管的数量似乎相对较多。

　　我们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进行了一些论证来探寻这种不均衡情况的原因所在。我们总共假设了五项主要的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几年里在全球发挥的作用。

　　英语能力

　　英语能力是与差异明显有关的一项因素，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直到最近，讲英语的中国人仍然相对很少，在中国经商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文，但是这两个因素正在迅速改变。相比之下，印度的主要商业语言是英语，英语的普及往往被视为印度在国际贸易中一项独特的能力。近年来，印度公司在软件服务和业务流程外包方面突飞猛进，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这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在英语教育的普及方面，印度的历史确实比中国更加悠久，但是，如今中国许多高校毕业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也是相当优秀的，即便他们从未出过国或在外企工作过。在中国，家长往往会牺牲一份薪水来承担子女的双语幼儿园和学校的费用。在中国，成人英语进修班造就了许多成功企业，例如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和华尔街英语学校等。

　　管理学教育

　　第二个差异在于，印度在管理学高等教育机构方面拥有较长历史。印度是卓越的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 IIM)的发祥地，如今，这些管理学院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所。其中，印度管理学院阿默达巴德分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与哈佛商学院联合创立的，而创建于50年代的加尔各答分校则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帮助下成立的。所以，五十多年来，印度一直在培养和输送经过专门训练的管理人才。

　　相比之下，虽然拥有中国领先商业学院的大学也拥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比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等，但是，中国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实施现代管理学教育。比如当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在大连启动了合作项目，欧盟和中方合资建立中欧管理学院(the China Europe Management Institute)。之后，该学院移至上海并成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CEIBS)，亚洲领先的商学院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许多大学也创立了商学院，多数是与一家或多家西方合作伙伴共同创建的。党校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教育机构，但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

　　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管理教育历史方面存在的明确差异，这是50多年和20年之间的差距。从在中国和印度之外的国家的全球知名商学院担任的领导就能反映出上述差异。在此类院校中，担任院长的有两位是印度人 –哈佛商学院新院长尼廷·诺里亚(Nitin Nohria)和芝加哥商学院新院长苏什·库马尔(Sushil Kumar) – 以及即将成为法国英思雅德商学院新一任院长的迪帕克·詹恩(Dipak Jain)，他曾在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担任过若干年的院长职务。与此相比，在全球顶尖的商学院中，没有一位担任类似职位的华人。

　　政治和经济差异

　　第三，管理教育的落后还体现在中国和印度的政治经济实情的差异上面。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的领导人选择了混合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国家控股的企业已从某些经济部门分离出来，但是大约有一半的经济仍然是私营部门，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在市场上相互竞争。这就带动了市场对新成立的印度管理学院的管理学毕业生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管理教育在印度的普及。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管理逐渐开始成为广受年轻人青睐的职业选择，而且一直在不断发展。

　　相比之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外国侵略和长期内战给新中国留下了一付烂摊子。中国共 产 党执政之后采取了平等主义的思想形态，并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重建。从1958年到1962年，在毛 泽东的“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被迫将中国带入一场不太成功的新工农业革命，这场运动导致生产力降低甚至给许多地区带来饥荒。之后，中国进入了文 革时期，文 革运动使1966年至1976年的学校教育被迫中断，并对商业和财产所有权大肆抨击。在当时的背景下，担任管理者或持有管理学学位显然不是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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